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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民族”是怎样炼成的?

2019-08-04  |  龙源期刊网 收藏(33)  | 

“读书民族”是怎样炼成的

世界上有些民族被视为爱读书的民族,德意志民族无疑有资格跻身于爱读书的民族之列。德国有人口八千多万,二○一○年出版近十万种图书,按人口比例算实在不低;每年十月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图书博览展销会。德国也是一个报纸杂志的国度,德国有日报三百五十余份,杂志二千三百余种,此外还有电子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大量电子读物。德国的书店和图书馆更是星罗棋布,有书店四千家和公共图书馆八千八百座。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手执一份刚送来的报纸阅读,是许多德国人一日中最为惬意的事情之一。早晨乘坐公交车、电车上班的路上,常常可以看到读书看报的人,这已经成了德国的一个人文景观。而在乘坐火车、飞机时,阅读而非聊天才是德国人最主要的活动。正因如此,德国人也才自诩为一个“读书民族”(Lesevolk)。但是这个爱读书的民族与书的亲密关系,既不是由基因注定的,也不是由气候、地理决定的,更不是由某个君主发布一道命令一蹴而就的。德国的阅读文化是在德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由历史的大锤一锤锤锻造而成的。
  中世纪时期,阅读在德国如同在其他西欧国家一样,还处于很低的水平,可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尽管查理大帝发动的加洛林文艺复兴也促进了德国阅读文化的发展,但是其范围和程度实在太有限。给与德国近代阅读文化以第一推动力的,是十六世纪初的宗教改革。
  造纸术传到欧洲之前,欧洲的经典著作都是由修道院的僧侣们一笔一画抄写在羊皮纸上,其成本之高、效率之低可想而知。公元八至九世纪,中国的造纸术经由阿拉伯传到欧洲之后,中国纸取代了羊皮纸,十四世纪时,德国已能制造纸张。一四五五年,德国人古腾堡发明欧洲的活字印刷术。其后发生的一系列划时代事件,如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没有活字印刷术的助推是绝无希望的。用活字印刷术印制出版《圣经》,是西方文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造纸术的传入与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给德国的阅读文化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前提条件。但是,有了技术支持,阅读也还未开始其征服德国的胜利之旅;当阅读还未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需求时,技术支持也缺乏用武之地。德国阅读文化的跨越式发展,还要借宗教改革的东风。
  这时,读书人的主体主要是修道院里的僧侣,读书的形式也主要是精读与朗读。僧侣们读书的目的在于领悟神谕,增强信仰,其读物也主要是宗教典籍、神学著作与劝善书籍等。一本书被反复诵读,不仅是书籍缺乏的后果,而且也是一种阅读技巧。读书时借着音调、节奏、速度等技巧来增强记忆,加深对文本的理解,使读者直到能够从书中领悟到启示。这样的读书方法,倒是应验了中国的一句古话: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大量的阅读,泛读、默读的兴起,还有待于宗教改革和阅读革命的登场。
  一五一七年,德国僧侣马丁·路德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的主要诉求与阅读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当时的罗马教廷认为,普通信徒是无法理解上帝的,必须有教士的阐释才能与上帝沟通,同时避免误读,罗马教廷剥夺信徒阅读《圣经》的权利,《圣经》的解释权掌握在教会和教士手中。德意志的许多地方,普通信徒即使有阅读能力也是不可以阅读《圣经》的。改革派与此针锋相对,认为教皇及教会作为神的造物都是可能犯错误的,只有作为上帝之言的《圣经》才是最高的权威;信徒自己阅读《圣经》,得到启示,理解了《圣经》,就可能成为“义人”。有鉴于此,新教教会提倡阅读《圣经》。这样一来,阅读就关系到灵魂的得救,从而被赋予了特殊的重要性。在路德教等新教教派看来,一切外在的手段,诸如色彩、图形、音响等,都不是宗教生活的内容;相反,他们认为艺术会使人专注于外在的形式而忽视宗教的内涵,所以会“误导”视听。基于这一理念,许多地区的新教徒曾进行过捣毁形象的行动。由是,在新教地区,文字取代了图画、音乐、建筑等手段,成为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媒介。
  既然语言文字如此重要,既然阅读《圣经》是与上帝沟通的最有效的途径,那么首先就要学会阅读。所以在德国的新教地区,人们开始强调识字的意义,重“言”而轻“色”,较早发展出一个相对天主教地区而言比较发达的阅读文化。有鉴于路德宗对于阅读的特殊重视,路德宗也被称为“书籍宗教”(buch-religion)。路德把《圣经》这样一本流传最广的书籍译成通用德语,这样就把《圣经》送到识字的读者手中。路德的《圣经》译本一问世,就激起强烈的反响。一五三四至一五七○年间,仅维滕堡一地,路德的《圣经》译本的印数就达到十万册。如果考虑到当时德国总人口的识字率只有5%左右,这个印数的意义就不言而喻。而且既然个人可以阅读和解释教义,既然否定教廷对宗教话语权的垄断,新教地区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并未对阅读设限。

  当然,自由阅读只是在宗教改革的起始阶段得以率性发展,很快,读书无禁区的理想就化为一枕黄粱。随着浸礼派、唯灵论者等更为激进的改革教派之兴起,个性化阅读也加强了信徒们对于宗教典籍、尤其是《圣经》的个性化理解。包括路德在内的许多神学家和新教教会首领注意到,不同的人带来了不同的阅读体验及不同阐释,同一本《圣经》被不同的读者解读出不同的意义;推行改革的各教派之间、各不同的宗教理论家们之间,对教义的理解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偏差。这种偏差直接威胁到教义的权威,甚至危及教会的存在,即便是路德也对于读书无禁区产生了恐惧。所以,路德等人也开始强调教士布道的重要性,他本人也编写了《每日教义问答》,供信徒们阅读、朗诵,以求通过统一的阐释来规避个性化阅读带来的理解的歧义。不过,尽管阅读的内容受到限制,阅读被套上了一副枷锁,读书有了禁区,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阅读的行为本身已经跨出了修道院的高墙,踏入了广阔天地,必将大有作为。阅读犹如潘多拉的盒子,一旦开启便不可能再合上,于是阅读乘着宗教改革的东风,开始了它改变德国的胜利之旅。
  宗教改革后,德国北部各邦大多接受了新教,其发展明显快于天主教的南部地区,不但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占得了先机,也长期掌握了德意志的话语权。惟其如此,方可解释德国的启蒙运动何以在北部得到发展空间,而这种状况与新教地区的阅读文化之发达之间,又有着内在的联系。德国南部大部分地区最终留在了罗马教廷,留在了天主教阵营里。天主教地区在开始时并未大力强调阅读的重要性,而是秉承传统,极为重视声音与图像的作用,借重造型艺术传播福音,因此音—像及造型艺术在德国南部继续大踏步发展,在继之而来的巴洛克的劲吹之下,艺术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最终形成一种迥异于北部德国的文化景观。当然,阅读之风最终还是吹向了南国,阅读也在南德的天主教地区立足、扎根,逐渐普及开来。不过宗教改革虽然催生了德国的阅读文化,但是其程度和范围仍旧非常有限,阅读在德国的起飞还有待于十八世纪的阅读革命。
  十八世纪中叶,启蒙运动之风东渐,德国知识界及一部分开明君主为之欢欣鼓舞,纷纷学习、了解启蒙运动的原则、思想,阅读各种哲学、文学和科学著作,阅读文化的空前繁荣已经初露端倪,而且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德国,尤其是德国市民才基本摆脱了三十年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开始恢复元气,由是阅读文化才有了大发展的机遇。市民中产阶层中读书之风日盛,除了改变社会地位的实际功利目的之外,也开始注重精神追求。从七年战争结束(一七六三)到法国大革命的大约二十五年当中,德国经历了一次“读书热”的洗礼,史称“阅读革命”(leserevolution)。
  阅读革命带来了广泛的变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及深远的历史意义。文化史学家毛雷尔总结道,阅读革命给德国文化带来了三大变化:一是图书出版业的大发展,德国的图书出版业在十八世纪最后三十余年的发展突飞猛进,图书成了重要的商品;二是读者的数量激增,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读者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都直线上升,读者的社会阶层构成迅速扩大,而且阅读也被视为有品位的活动,地位迅速攀升;三是默读、私密化阅读等阅读形式取代过去的朗读成为主流。
  泛读取代精读,是阅读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泛读不但使书籍产量猛增,直接促进了图书产业的发展,而且对于读者而言,阅读的形式更加自由,阅读或看书不仅限于书斋、学校、教堂等文化人的领地,可以说无处不读书。在社会层面上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女性也跻身阅读之列,而且逐渐成为阅读文化的中流砥柱。一些新词应运而生,如“读书瘟疫”(leseseuche)、“读书狂”(lesewut)、“狂野读书”(wildes Lesen)等,无一不说明阅读在当时的流行,诚如文化史家弗里德尔所言,那时,“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文学的对象:国家、社会、宗教。一股真正的读书狂潮席卷了所有等级”。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形形色色的杂志会同林林总总的报纸不但占领了大部分出版市场份额,而且确立了泛读的主流地位。阅读行为在摆脱精读、实现泛读之前,所谓阅读革命无从谈起,正是泛读的出现造就了阅读革命。从精读到泛读的转变貌似平常,实质上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正是泛读运动催生了阅读革命,而阅读革命又大幅度提升了散文(Prosa)作为体裁在德国的地位,散文与韵文之间长久以来的正宗之争终于以散文的胜利落下帷幕。在西方文学史上,韵文或曰诗(poesie/vers)一向被奉为正宗,而散文则被视为缺乏文学价值,是不适于高雅文学的语言。在德国,这种以韵文为主体的文学观念持续的时间更加长久,从十八世纪末起,散文才在理论上获得存在的合法性,长篇小说的胜利便是一例。长篇小说从此逐渐步入高雅文学的殿堂,成为文人雅士的有品位的读物,而且构成文化教育和道德教化的重要载体。
  在这段时间里,两个新事物的出现使德国的阅读文化大为改观,一是阅读社团或曰读书会及公共图书馆的出现。读书会和公共图书馆的出现,大大降低了阅读的成本,同一本书过去往往只为极其有限的几个人阅读,而现在则极大地拓展了读者面,这既是费用分担,又是资源共享。另一个新事物是杂志。这个新媒体一经出现就迅速蔓延到读者层的各个角落,当时一度走红的《道德周刊》便是一例。与书籍相比,杂志的出版周期短,生产成本低,因而能够给读者提供更多相对比较新的信息。尽管当时的读者对信息的时效性的要求与当今信息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当时杂志的生产和发行与今日也有天壤之别,但是杂志的出现毕竟标志着阅读文化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阅读革命固然声势浩大,无疑是德国阅读文化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手,但是德国阅读文化的发展,还有赖于另外一只更重要的推手,这就是德国市民阶层的“文化修养”(bildung)的观念。正是这只推手给予了德国阅读文化以内在驱动力,使阅读在德国的发展充满内在活力。
  作为一个“迟到的民族”,德国的专制统治和等级制度的历史比英、法等国更长,支撑和主导国家的力量是世袭贵族和官僚队伍。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市民阶级,上层市民即后来的资产阶级,以及中层市民即中产阶级,不但被排除于政治、军事、国家机关等许多社会领域之外,而且社会地位也比较低。德国市民阶层的子弟要想出人头地,唯有尽可能接受完善的教育,凭借自己的学历和本领跻身于官僚队伍,进入社会的中上层,或是走学术道路,在科学和教育领域崭露头角,从而打入主流社会。于是德国市民子弟倘若想要摆脱低等级的身份、进入社会的中上层出人头地,除了进入市民传统的工商业寻求发展外,只有一条路,即接受教育,跻身于官吏阶层,或在人文科学和艺术领域里施展自己的才能,成为名流。正是这样,在特殊的发展道路上创造出了德国版的“读书做官论”。于是,中上层市民纷纷把子弟送去受教育,以求下一代的处境得到根本改变。大量市民子弟接受教育,也直接推动了阅读的发展,阅读又向社会其他阶层辐射,到一八○○年左右,德国人已经有一半人口具有基本的阅读和书写的能力。
  德国市民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贵族的打压,也恰恰是在同贵族的对抗中意识到了自我,勾勒出了自我的形象,培养了自我意识。他们发现,虽然没有高贵的血统和显赫的门第,但是在知识、文化修养中亦可展示自己的长处和价值,获得自信与自豪。于是从对于知识和文化的功利性的期待中,一个精神性的文化概念诞生了,这就是“文化修养”这样一个独特的观念,而“文化修养”的理念及整个文化修养运动的载体主要是阅读。
  所谓“文化修养”理念的基本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对本民族的历史、对自己所属的文化具有广博而系统的知识,对于本民族乃至世界文化成就有相当的了解,广泛涉猎哲学与科学,特别是文学中的代表作,并且通晓音乐和造型艺术。这样,人们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可以进入智慧和高雅的境界。借助文化修养,德国市民的知识精英不但发现了自己可以同贵族的高贵血统相抗衡,而且在“文化修养”中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无论如何,要具有“文化修养”,要成为有教养的人,最重要的就是博览群书,因此书籍和阅读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非其他国家可以同日而语。所以毛雷尔说:“如果说德国人成了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那么这主要是假道于阅读而实现的。”
  除了宗教改革、阅读革命、市民阶层的文化修养观念之外,德国的阅读文化还同德国的政治发展息息相关,在民族统一和民族意识、民族认同的建构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因此可以说,阅读文化既促进了德国的政治发展,也受到德国政治发展的促进。
  一八七一年之前的德国被史学家们戏称为“打满补丁的地毯”,意在说明德意志的版图酷似一块千疮百孔的地毯,上面不得不打满大大小小的补丁。小邦分治的政治格局在德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负面作用远远超过了其文化多样性的积极方面。诗人维兰德对此感到痛心疾首,他曾撰文剖析德意志人缺乏相互认同感的问题。他说:“我们经常受到洞悉德国情况的外国人的指责:如果一个细心的外国人走遍德意志帝国,那么他不断结识的人或者是奥地利人、勃兰登堡人、撒克逊人、普法尔茨人,或者是巴伐利亚人、黑森人、符腾堡人等等,不一而同……但是他看不到德国人,在整个帝国境内,他找不到那个日耳曼尼亚,这的确是再真实不过的事了。”所以德意志人认同的是与自己直接有关的政治实体,帝国只是一个与己无关的想象,无法与其认同。历史上,每当德国人被问及什么、何处是德国时,颇为尴尬,歌德对这个的回答就颇为沮丧:“德国?德国在哪里?我找不到这个国家。”
  在寻找维系德国人的民族凝聚力时,寻寻觅觅,最终只能找到德语,德意志人之间只有德语这一个共性,特别是书面语言;维系德意志人的纽带只有一条:共同的语言,所以当时的德国人可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语言民族”。在这种政治格局中,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在德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被赋予了凝聚民族、建构民族意识的历史大任。
  德国历史上,政治、社会等领域未能起到统一民族、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完成这个历史性任务的首先是文学以及文化。文学,是建构德意志民族意识的第一媒介。换言之,德意志民族主要是在文学中找到自我、在文学中建构自我的,在德国,文学起着比在其他民族中更为重要的作用。一八三六年,沃尔夫冈·门策尔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德国人做的不多,但写得很多……勤于思考的德意志民族热爱思考和写诗,写作的时间总是有的。德意志民族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并且不知疲倦地使用印刷机……不论我们在一只手里拿的是什么,我们的另一只手里拿的总是一本书。”正是基于这个事实,莱辛、歌德、席勒、海涅们才在德国文化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一席,歌德之为歌德,魏玛之为魏玛,原因盖出于此。而文学的基础则是阅读。德意志人,尤其是德国的中上层,阅读文学作品,在其中找到自己是德国人的根据,并在德国文学中发现自己的语言、文学的价值。因此,德意志之为“诗人的民族”,一方面德国人的确可以为之自豪;而另一方面,这个称号也衬托出德意志的悲哀。
  如今,如同世界各国一样,德国的阅读文化也在经历着声音与图像的挑战,不过阅读在德国似乎经受住了这个考验,在声音与图像的攻势面前守住了阵脚。根据“数字中的德国书籍及图书出版业”做的调查显示,二○○六年,德国人无论是在业余时间还是出于职业需求,阅读量都超过了以往;问卷中回答“喜爱阅读”及“非常喜爱阅读”的人数约在55.5%;而在阅读当中,读书,即阅读书籍仍是业余时间里一项颇受人喜爱的活动。在关于业余时间里最爱从事的活动的调查中,读书位居第八,排在听音乐、看电视、读报、下餐馆、会朋友、驾车出行及野餐之后。如果把读书和看报视为一个项目即阅读,那么阅读的名次还要大大提前。正是在这份问卷调查中,上网仅排在第十六位。这份调查还显示,十四岁以上的人群中,对读书“很感兴趣”的人数保持在33%,多年不变;而对读书不感兴趣的人数同样是经年不改,维持在27%左右。另外一个由德国阅读基金会于二○○八年做的统计数字显示:不读书的人数约为25%,爱读书的人数大致与此持平,为24%,另外还有43%的人属于经常阅读的人。这些数据都指向一个事实,这就是阅读,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存在,在今天的德国依然生命力顽强,阅读文化依然枝繁叶茂。
  纵观德国阅读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德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造就了德国人特殊的“书途”,而德国人的阅读文化又塑造着德国及德国人,把德国文化紧紧地同阅读联在一起,一个“爱读书的民族”就这样产生了,“读书民族”就是这样炼成的。

作者:李伯杰

来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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